赵越胜，1954年生于北京。1970年在北京当工人。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在恩师，哲学家周辅成先生鼓励下，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西方哲学。毕业后，去了社科院哲学所。1989年移居法国巴黎。
周国平老师说他是“天生的精神贵族”。刘苏里老师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少有的“奇才”。
事实上，我们无法对他做世俗意义上的定位。在他身上，的确有贵族的两个基本特质，品位和勇毅。贵族的勇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国捐躯，一是为国续命，续文化香火之命。他的作品并不多，但篇篇精到，多被传颂。
其著有《燃灯者》，初版曾有幸获南方报系2012年度散文大奖。2012年《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昶伟曾专访赵越胜，访谈摘录如下：
▍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
南都：《燃灯者》这样数万字的回忆性长文，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赵越胜：我在获奖感言中已说过，《辅成先生》这篇回忆录，是一次“私人写作”。可以说，是个人思想与情感的“返乡”。辅成先生年事已高，虽然他总说自己要“争取活到100岁”，但人毕竟上岁数了，难免出状况。不过周先生在智力上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和他谈话，应对之快，记忆之好让人吃惊。有时他谈起国内情势，倒让身在海外的我耳目一新。南方都市报2007年曾采访过老人家，访谈中，老先生对当前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些现象，有那样犀利的批评，那时先生已96岁，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私心已定，写篇东西给先生，记下从1975年至今先生对我的教诲。一方面是让先生在寂寞的晚年知道，后辈晚生仍有人记得先生几十年的教诲，让先生读后能说一句：“吾道不孤”。另一方面表达我的感恩。是与先生的邂逅，让我知道精神生活的尊严，是老人家点亮了灯，照亮了一个如此丰富的世界。能看到这个世界，才不枉为人。这份恩惠太深厚了。南都：这本书面世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您当初有没有想到自己对辅成先生的回忆性文字能激起那么多共鸣？有何感想？赵越胜：我在文中对这个世界的展示实在是挂一漏万。和先生一起谈话，碰到某一个问题，他会突然停下来，想一下，说有某几本书，你要去读，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在那些书里有讨论。甚至我在海外，和先生通话聊天，他也仍是这个习惯。我虽读书很勤，但笔头很“懒”，为文甚少。可能心中仰望的东西太多，想问题时，总会和大家比较，觉得某个问题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于是宁愿倘佯在思想之林中享受而不愿费力去登攀。我这个毛病，朋友们都知道，甚至跟他们有过很激烈的辩论。比如周国平先生是督我作文最力者，他曾很严厉地批评过我。写周先生倒是我内心的冲动，但也未想公之于众，一是想给周先生看，一是想给朋友们看。其实细想想，我写点文字几乎都是给朋友和为朋友的。想想我们先人，谁不如此呢？那些流传千古的文章，似乎是从友谊的缝隙中漏下来的啊。文章写完四节时，周先生摔了一跤，身体状况恶化。我妻子说，别等了，有多少先送先生过目吧。就这样，送先生读了四节。先生只留下了一句话：“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这话的深意，朱正琳先生在书评中已分析过了。南都：您在书里十分完整地再现了很多有细节有层次的场景和思想对话，你自己也提到当时与辅成先生见面时都做了笔记，为什么当时会做如此详细的笔记？还能回忆具体的场景吗？赵越胜：您问文中细节。我质不过中材，学不过开蒙，但有一点稍可自矜，就是天生记忆力绝好，尤善记细节。一个事件如果没有这些细节，它还存在吗？太史公记项王破秦后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不道一字项王之威而威自见。普鲁塔克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多少细节在册。当然。我所说的细节是我眼见的细节。有可能的话，每遇有点意思的事，我都会记下细节。一次和北岛先生在诺曼底玩，几年之后和他谈起细节，他说你讲的这些地方，我怎么好像没去过似的。他是诗人，想象是他的世界。我是读书人，记忆是我的特长。我文中写周先生为我烧咖啡时，竟觉得咖啡香气弥漫。当然，跟周先生读书，听周先生授课，我总会记笔记。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在国外每次和周先生通完话，我都会做个记录。文章中的一些周先生的话，就是从这些记录中摘出来的。我1978年入哲学所工作，曾跟所里资料室的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资料的主题分类，也就学会了建立资料档案。我和朋友的通信都按作者分类编号入档。可惜去国已久，又逢家庭变故，这些资料大半散失，但就我手中尚存的那点儿都极有趣。扬之水先生写《〈读书〉十年》，我告诉她，我可以给她提供档案原件。互联网时代，朋友通讯都用电邮，书信这类体裁不再，适足扼腕。▍何谓“燃灯者”
南都：如何理解“燃灯者”及“点燃火焰的人”的比喻？什么样的人称得上你认为的“燃灯者”？他和什么样的精神品质相关？当下这个时代，燃灯者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亦或是与时代无关？赵越胜：《燃灯者》的书名是受《五元灯会》中的一句话启发，“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佛家经典中有燃灯佛，为释迦牟尼去世授记。该佛出生时周身光亮。我喜欢他带来光明的意象。这个意象又被先人加以破除愚暗、启示大道的含义。而且，我个人更把佛家经典这个燃灯的意象理解为以片语开人悟的觉者。所以，我曾在给梁治平先生的信中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不用说，是燃巨烛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灯者”。这个破愚暗就是启蒙。出简体第一版时，英文名由葛海滨先生译作T orch bearer，当然是很好，有持火炬、传承和启蒙的含义。但我坚持要改成E nlightener，为的是突出启蒙的意思。赵越胜：说到启蒙，立刻就会有两个对立的形象，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这固然不错。但一个经过“启蒙”洗礼的人却会对启蒙本身有更深入的思考。康德对启蒙一词的阐发，强调“要敢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把启蒙一词的内涵从“要人教”到“教别人”扩展成“教自己”，也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理性自由的问题。再往下推，就必然会走向道德问题。蒙昧不仅仅是时代与社会，专制与欺骗的结果，它也是个人意志和心理问题。康德以为那些“依赖监管的人”，往往是因为个人的懒惰与懦弱。在他之前，拉波哀西已提出“自愿奴役”的问题，晚近又有弗洛姆专论“逃避自由”。所以启蒙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还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它不终结于十八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仍是一门日常功课，随时提醒个人理性保持清醒，不仅外观社会蒙昧，还要随时内省自身的蒙昧。因为蒙昧不断被破除，又不断被制造。这就是周先生教我读苏格拉底的本意。回到“知己无知”，回到“认识你自己”，才是求真的正途。当下“启蒙”一词，被任意滥用，反而丢失了其最深层的含义。一些政治势力以“启蒙者”自居，而被启蒙的芸芸众生却永远顽冥不化。这个悖论也恰说明这些“启蒙者”实际上是“大蒙昧者”。▍“沙龙”往事
南都：如今回忆八十年代，无论是你参与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还是你主持的沙龙，都是你的同代人们记忆中很深刻鲜活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后来者对那个时期文化景观的一个印象，你们当时会有创造历史的意识吗？那个时期所做的事情对你后来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赵越胜：您问到八十年代我“主持”的沙龙。在我看来，这是太高抬我了。恕我直言，哪有沙龙这么回事儿呀。不过是几个好朋友常聚在我们家瞎聊胡侃，喝点酒，听听音乐而已。真正的沙龙，要到欧洲十八、十九世纪那些领时代风骚之士的客厅里去找，例如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所谓我们当年的沙龙这种“雅事”，不过是后来好事儿的朋友自作多情附会上的。要说真正有点意义的聚会，有两个，一个是八十年代初，在陈嘉映先生黑山扈的陋室里的定期讨论会。1981年底，在西安丈八沟宾馆召开全国现代西方哲学年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研究生在会上相识，聊得甚好，有点要进入“真问题”的意思。会后陈嘉映建议定期举行讨论会，每次规定一个主题，由一个人做中心发言，然后讨论，这就开始了每月一次的聚会。最早的参加者有北大的陈嘉映、朱正琳、胡平，后来甘阳、王庆节也来参加，哲学所来的人有徐友渔、苏国勋、周国平和我，还有人大的陈嘉曜。当时的几个发言整理成文字，由我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这个讨论会坚持了很长时间，嘉映去美国后，嘉曜还主持了一段，参加者也有变化。再有就是和平里小黄庄甘阳住处的聚会。甘阳北大毕业后分到哲学所外哲室，一时没房子住，北大外哲所的王炜先生便把小黄庄自己的两间小屋借给甘阳住。你问到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诞生的。那时我几乎每天去小黄庄和甘阳、依依见面。这两间小屋堆满了各种稿件，活儿干得真苦，商量稿子、修订选题、找译者，真有点废寝忘食。该吃饭了，依依就做鸡蛋炒饭，吃得蛮香，真是穷欢乐。甘阳那会儿有点理想主义，也不免心雄万夫。计划、设想很诱惑人，我被他感染，也投身其中。1986年底，我有了自己的住处，房子比小黄庄稍大，编委会的活动才转移到我家。这两个聚会，黑山扈比较思想性，小黄庄比较事务性，但人不能只谈思想和事务，所以朋友们就在我那里放松一下，听音乐、喝酒、侃大山，但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沙龙。要硬往上扯，三处加一块儿，有点“山寨版”的意思。我去国已久，不知道现在的青年学子是如何交往。八十年代，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朋友之间的交往还存点古风。1982年5月的某个春日，天阴欲雨，我读书烦了，突然想找嘉映聊天，蹬车便走。从锣鼓巷骑到黑山扈，一路两个多小时，到黑山扈雨也下来了，敲门，嘉映还没起，我隔窗大喊，他一轱辘爬起来，见我大喜，开开柜门就找酒，边喝边聊，一会儿云消雨霁，出门沿着京密运河一走大半天儿。苏国勋先生是这帮人里最年长的，我们都叫他苏大哥。我是没大没小，常和苏大哥开玩笑，苏大哥总宽宏大量地容忍我，那时，他住后海小翔凤胡同。有一次我去找他说事儿，完了事儿他送我，边走边谈音乐和乌兰诺娃的芭蕾，不知不觉苏大哥竟一路把我送回了家，到家门口儿，还没聊透，我又送他回后海，走了两个来回。一直走到夕阳落在湖面上，染金一岸柔条。这是人在北京的，再说远隔千里的。张志扬先生有稿子投给《国内哲学动态》，我们之间有书信往来，素未谋面，却亲如兄弟。一天，有人敲我家门，出门见三个陌生人，两男一女，直问赵越胜是不是住这儿，我说在下便是。他们自报姓名，原来就是张志扬先生、鲁萌女士和她的先生肖帆，他们竟不远千里，从武汉来找我。我立即延请入室，坐下便聊，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后来，鲁萌来信，附寄一份厚厚的手稿，是刘小枫先生所做的论莎士比亚悲剧人格的。萌萌信中说，这是个新结识的朋友，看他的文章，觉得和你有相通处，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果然，不久之后鲁萌来北京，住在广安门附近一个招待所，来信要我们一定去她住处见面，说小枫亦来，可以相见。那天傍晚时分，我和国平如约赴会，冒着大风骑车赶到萌萌住处。就这样，我们结识了小枫。头一次见面，不记得谈什么，只记得萌萌来信说，坐在屋里两个钟头，听你们“掉书袋”。我们那会儿就是这种“农耕社会”的交往方式。现在王炜和鲁萌竟已大去。您问到我们有没有创造历史的意识，我只能回答您，我没有。但我们自己却已成了“历史”。▍从未有过计划
南都：《辅成先生》一文也被收入丁东先生编的“背影书系”《先生之风》一书中，在读者心中，您和辅成先生之间那种甚至超越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关系在当下已是十分稀少的，带着古风，令人向往，但在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导师有时甚至成为了boss，您如何看待“师道”及师生关系在当下的变化？赵越胜：您谈到辅成先生教我，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古风，这个问题有几句话可说。我们这些人和1949年后受教育的那些人有本质上的不同。1949年后一代读书人受政治干扰太多，而且接受的是全盘苏化的教育。五十年代大学哲学系，有相当一部分教材是照抄苏联。中央党校哲学课有苏联专家直接授课。苏联斯大林那套意识形态目的是要改造以至消灭人类几千年的精神文明成果，这些成果除了个别思想素材被认作所谓“来源”而偶有涉及，大部分深厚而宝贵的东西都被当作“糟粕”遭批判，被抛弃。这套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粗陋、蛮横、自以为是，因为它自认已掌握了真理。它和启蒙概念正相反。在这套意识形态框架下，没有教育只有洗脑。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由意识形态走向疯癫。而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头脑敏锐的，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解构这套苏联斯大林思想体系。改革开始时，七十年代仍未结束，我们还仍在继续七十年代初就开始的工作。我们入研究生院也在七十年代末，嘉映、国平、苏大哥都是78级研究生，我和友渔是79级。我们在师承上有个特点，就是与民国时代的那些学人有直接的传承，比如嘉映与熊伟先生，小枫与宗白华先生。我与辅成先生，甘阳与洪谦先生，虽然后两位先生不是我们名份上的导师，但有精神和学业上的直接传承。像我，早在七十年代中就追随辅成先生读古典，甘阳亦是洪谦先生家常客。我们的思想比较反叛，眼界也稍广，思考也略深。对精神生活有真挚的爱，在“文革”的昏天黑地中，不停地找光亮。从周先生那一代学人身上，我们能体悟到思想、学术和美有它自身的逻辑，但发现这个逻辑需要你真爱它们。真爱才会有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心理准备。韦伯以为那些“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因自己所投身的主题而达于高贵与尊严的学科，他必会败坏和贬损自己”。说得真好。再退一步说，你做研究不能剽窃，为文要讲究文字；翻译要准确通顺；教学生要尽心尽力，万不能误人子弟。这些也是“手艺”。赵越胜：关于我的写作计划。实不相瞒，没有。不仅现在没有，从来就没有过。前面我就说过，我笔头很“懒”，除非自己真觉得有话说，才会动笔。我对文字有敬畏之心，却最不把自己写的东西当回事。不过是传给朋友们看看就行了，朋友夸我几句，我高兴，批评我，我重视，虚心修改。我们几个老朋友之间有相互修改文字的习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也是我们先人的传统。现在偶尔在《读书》上写点赏乐心得，也是写给朋友的东西，由《读书》杂志的老朋友王焱、吴彬要去，赏个版面登了。今后读书赏乐偶有心得，还会写出来给朋友们看。来源：凤凰网文化，2012年4月14日《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昶伟。长按二维码关注